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国家越来越重视养老问题,但相应的失能老人康复及护理人员严重短缺是普遍难题。
有这样一群失能失智的老人,他们丧失了诸如吃饭、穿衣、走路等基本自理能力。疾病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衰弱,不得不依仗他人才能维持日常生活。一组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超过1.8亿,其中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失能、部分失能老人约4000万,其中有1200万是完全失能的老年人。然而,目前我国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健康服务严重不足。主要体现在老年医疗机构、康复机构、护理机构数量严重不足,康复医疗及技术人员、护理人员、服务能力严重不足,和老年人的迫切需求差距很大。我们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可能会行动不便,甚至会失能导致生活无法自理。怎样康复,谁来照料,如何照护?这不仅是依靠儿女或一个保姆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失能老人长期康复及照护服务体系的建立。如何让失能失智老人获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或能让失能老人有尊严地安享晚年。
就算心里有些不舍,李女士也不得不承认,将母亲送到敬老院对于自己的家庭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父亲去世后,年迈的母亲出现了认知障碍。每每使用过燃气灶后,她总是要用冰箱里冰过的毛巾给燃气灶降温。窗帘永远都是拉上的,家里长时间不见阳光。半夜里,电视机声音未曾间断。日夜颠倒的母亲总是白天陷入睡眠,夜晚与寂寞斗争。发现母亲出现认知障碍时,年近40 岁的李女士刚刚组建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希望为比自己还小几岁的丈夫生一个孩子,夫妻二人正在积极备孕。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李女士在距离自家步行几分钟的另一栋楼里租下了一套房子。在上海市长宁区的二环边上,这个出租屋价格并不低。每天,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之间,她总是要抽出时间,早中晚去陪母亲吃个饭,聊聊天。即便如此,李女士的生活依旧因为母亲的到来变成一团乱麻。随着认知障碍的加重,母亲偶尔会走失。“我甚至想过干脆就不上班了,这样就可以一直陪着妈妈。”对于已经过了最佳生育期的她来说,照顾母亲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加大了自身备孕的难度。
2018 年初,无奈的李女士将母亲送到了上海市郊区的一家养老机构,由专业的护理人员照顾,并有专门的医生和康复师给予康复治疗。随着家庭生活恢复正常,她终于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如今,清醒时,老人看着小外孙的照片,也会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个也曾经历过青春韶华的老人,在夕阳里贪婪地感受着小外孙带来的生命力。
“现在很多老人都会主动要求来敬老院。”上海金福居敬老院院长黄伟说,这些年我国的养老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十年前,很多老人是不愿意住养老院的。在他们看来,住在养老院就是被子女抛弃了,没有面子。
但是,现在很多生活能自理的老人都是自己申请来养老院,一些需要照护的老人也会说出“我要去养老院”一类的话。
在养老机构内,有些老人坐在过道的长椅上,阳光洒在院子里,三三两两地在低声交谈着;有些老人在照护人员的陪护下做着健身操、手指操;还有些老人坐在轮椅上念叨着你听不懂的话语,但照护人员依然在耐心地聆听;每当有年轻的身影走过,老人们总是叫住他们聊上两句,这种年轻的活力或许让他们向往。
在这里,他们不仅得到的是身体机能的康复,生活的照顾,更重要的他们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有了可以谈心的朋友。
一直以来,家庭都是养老照护的主要力量,但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占用家庭劳动力,以及长时间的家庭照护导致子女与老人双方都很痛苦,会对家属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对家庭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与照顾相对健康的老人相比,照顾失能失智老人的成本更高。”在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比如日本、丹麦等,每 100 个老人中有 3 个人是在养老机构中度过晚年的,而这 3 个人中就有 2 个是失能老人,1 个是失智老人。他提到,向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方向发展,这或是养老机构发展的必然趋势。“医养一体化”模式,让老人得到医疗、康复、养老服务失能老人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6项指标。1-2项“做不了”的,定义为“轻度失能”;3-4项“做不了”的定义为“中度失能”,5-6项“做不了”的定义为“重度失能”。《2010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中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0%,截止到到2015年,中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超过4000万人。
对于失能老人的照料,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养老康复的顶层设计应该要走康复—养老—护理一体化模式,因为许多老年疾病,脑卒中跌倒引起的骨折等,首先需要康复治疗,评估老人的身体状况,功能受限的程度,决定下步的治疗结局,是居家养老还是机构养老。但康复的疗程比较长,现在的康复服务模式如医保政策等不适合老龄化服务。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卫计委和民政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突出医和养的制度衔接和服务衔接,在今后长期的重点领域里面,更加突出医疗的预防、康复护理和养老的结合。
把增进老年人福祉、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作为主线,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准确把握医和养的有机统一。
全国超过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刚性需求是康复医院发展的一片蓝海。然而,当前康复医疗体系存在人才紧缺、病床较少、康复水平低的现状,难以满足大众的需求,这为民间资本投资康复医疗留出了空间。
我国正在快步迈入深度老龄化,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已远高于其他地区。上海已成为中国最“老”的城市。截至2018年,60岁以上的上海户籍老年人口为435.95万人,比例达到30.2%,老年人比例接近全国数据的2倍。
北京市户籍人口老龄比例在全国排第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教授纪树荣表示,北京平均每天净增500余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且仍在快速增长。据预计,2030年北京将达到重度老龄化,户籍人口占比超过30%。
然而,当前的康复医疗仍处在初级阶段,不论是康复床位数还是康复医师数量,都存在严重供给不足。
有调研报告数据预测,当前康复医学的发展仅仅满足了小部分需求,仍有大量康复需求人群未被满足。预计到2022年,中国康复市场将达到1000亿,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8%。
中国康复医学会名誉副会长王茂斌表示,康复医学是我国医疗体系中的一块短板,康复理念落后、康复水平不高是当前康复医学存在的重要问题,这种现状难以适应老龄社会的需求。他之所以看好康复医疗投资,是因为他认为未来十年医疗支付体系的改变,将倒逼医疗体系提高效率,首先就是要解决合理的医疗分工问题。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昂贵的综合医院只能承担急性期救治,亚急性期和慢病则要通过支付体系向下分流。
目前我国医疗费用支出难以下降的原因之一是缺少亚急性治疗机构,导致患者的急性期与亚急性期治疗都挤在大医院内,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太长,床位周转率低,医疗资源紧张。
我国床位数比起发达国家并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三级医院内,若大力发展康复医疗,就可以形成急性期在三级医院,亚急性期转到康复医院,恢复期回社区的三级康复医疗体系,最终实现降低医疗费用的目的。
而且,我国康复专业人才仍然严重不足。这几年,康复产业逐渐变得‘红火’,民众对于康复疗养的共识和刚性需求越来越明显。主要刚需人群就是老年人,特别是失能老人、残疾人,以及慢性病患者、亚健康人群。根据资料显示,全国现有60岁以上老人2.4亿,其中需要康复服务的近半数;而全国残疾人已超过8500万人,其中5000多万人有康复需求;预计至2030年,我国慢性病患病率将高达65.7%,其中80%的慢性病患者需要康复治疗。
与日益增多的康复需求人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目前我国的康复专业人才缺口很大,不少地方有相关机构但却没有足够人手。
目前,我国康复医师占基本人群的比例约0.4:10万,而发达国家该数据则达到5:10万,两者相差12.5倍。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我国二、三级医院共需要康复医师5.8万人,治疗师11.6万人,社区综合康复人员需要90.2万人,是现有康复人才的10倍以上,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除了人才,还有几个方面也存在供给不足现象。”北京康复医院院长席家宁称:“康复医疗机构不足、康复医疗床位数占比少、康复设备缺乏并且落后。”
根据此前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仅有300余家康复医院,其中城市200多家,农村100多家,这意味着全国600多座城市中一多半仍未拥有康复专科医院,农村地区的情况就更不容乐观;而康复医学床位数(包含康复专科医院、综合性医院康复医学科)占医疗机构总床位数仅约1.75%;省会城市综合医院中有51%的医院康复训练场地不够,49.6%康复设备陈旧,并且缺乏现代化的康复业务管理软件系统。
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康复医疗服务体制机制相比,眼下我国康复医疗服务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这客观上制约了康复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康复医疗服务,特别是失能老人的康复医疗服务领域,有结构清晰且功能明确的体系,也有流畅高效的康复医疗服务流程,更有依据标准且关注功能的医保支付体系,还有以康复医师为中心的康复医疗服务团队,重视医院与养老院、社区医院等联合协同作用。这些系统化的举措,为刚需人群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和保障。而这些,都是我国未来康复服务体系服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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