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中这两年多里,吃饭花钱问题是最让我们家头疼的事。由于学校离家远,我只能住校,住校就意味着伙食上要花钱。那时,村里人家普遍都很穷,而我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差一些,几乎没有一点积蓄,基本上靠养的鸡下蛋、卖点本来就不够吃的粮食,来换点零花钱。为了少花钱,我每周从学校回到家后,母亲就给我蒸一些红薯面、玉米面,甚至是高粱面窝头,再准备点咸菜让我拿走。虽然这样能省点钱,但每周在学校至少还需要2元钱,早晨、晚上买碗稀粥喝,中午买碗菜吃。就是每周这不多的2元钱,我家里都很难凑到。怎么办?只能想方设法解决。于是,父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劳动,就利用午休和晚上时间,每周编织2-3个供人休息用的草垫,背到集市上去卖,每个草垫能卖8角钱左右。一般情况下,周末我从学校回来时能够把2元钱拿到手,但也不是每次都能如愿。有一次,父亲背到集市上的草垫没有卖掉,我只能拿着窝头和咸菜返校。父亲知道我拿的干粮支撑不了一个星期,担心我饿坏了身体,就在我返校的第三天,背着一兜子窝头,揣着好不容易借到的2元钱,步行到学校给了我,使我避免了“弹尽粮绝”问题的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上高中期间不只发生过一次,父母亲多次救急,帮我于上顿不接下顿之际,而且这种帮助又都是在家里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他们为了每星期为我凑齐2元钱,是多么地为难,但又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把上学的路走下去。
1978年4月,由于长期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我感到身体疲乏无力,后来又一直咳嗽不止。班里同学劝我到医院看一看,我向老师请了假,到公社卫生院作了检查。医生诊断是急性胸膜炎,并立即采取了治疗措施。我记得前三天每天从胸腔内抽一次积水,每次都有500多毫升。经过连续15天的吃药、打针,我的病情终于减轻,身体逐渐得到恢复。在我回学校前,医生特意叮嘱,要坚持用一段时间药,注意休息,适当吃好一点,加强营养,不能劳累,防止病情反复。从此,父母每周就多给我1元钱。我知道增加这1元钱,意味着父母的负担更重了,压力更大了,家里将更加困难。当时,我没有能力替父母分担这些,知道他们为难,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把感激记在心里,用在好好学习上。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我的情况后,也力所能及地伸出了援助之手,我记得班主任程老师为我申请减免了部分学杂费,闫老师几次给我饭票,魏老师给我买了一套高考复习用书,有一个同学送给我两只他家里养的兔子,还有一个同学多次让我坐他的自行车回家……父母的关爱付出,以及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帮助,使我非常感动,深深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和师生、同学间的温暖。正是这种无私的关爱和帮助,给了我进一步走好求学之路的信心和勇气。
第二件事是,1978年3月的一天,我家养的一只羊没有看管好,跑到村南头地里吃了生产队的麦苗。村里民兵发现后,逮住这只羊,牵到村委会后就给杀了,羊肉很快也处理掉了,一点肉也没有给我们家。父亲知道羊被民兵逮走后,两次到村支书和村长那里说情检讨,希望要回这只羊,表示适当罚点粮食也行,但根本不理睬、不顶用。就这样,父母原本靠养好这只羊卖点钱供我上学的指望彻底落空了。当然,这种情况在别人家里也发生过,并不是专门针对我家的,当时村里就是这种规定,谁家的猪牛羊吃了公家的庄稼,逮住就杀掉充公。
1979年7月,我走完了两年半的高中求学之路。尽管差20多分没能考上大学,但我并不后悔自己走过的求学路。因为正是这两年多的艰难求学,我的文化程度提升了一个层次,也更加懂得了怎么对待苦,如何面对困难,怎样去感恩。1981年10月,我参军入伍。到部队后,凭着高中两年多各门功课打下的扎实基础,加上比较过硬的军事素质,我考上了军校,提升为军官,此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和奋斗拼搏,成长为一名正师职领导干部。
作者简介:
张瑞志,1963年7月出生,河北省临漳县砖寨营乡东风柳村人,1981年10月入伍,研究生学历。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直属工作部综合局秘书、副局长,编研室主任,宣传保卫局局长。先后在石家庄陆军学院、西安政治学院、国防大学学习。在军队高级领率机关工作23年,结合工作研究发表了200多篇文章,有多篇获奖,多次受邀到有关单位交流做好机关工作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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