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养老机构短缺?委员：待解决扶持政策面窄力薄等问题
2019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在提案中表示，推进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事业亟待解决审批瓶颈多、扶持政策面窄力薄等问题。
上海早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压力日趋严峻。2019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在提案中表示，推进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事业亟待解决审批瓶颈多、扶持政策面窄力薄等问题。
据上海社科院课题组对本市某区最新调研显示，截至2018年9月底，该区共有养老机构72家，其中保基本（公办）养老机构26家，占36.1%；非保基本（社会办）养老机构46家，占总数的63.9%。据调研，目前该区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机构养老服务建设仍面临较大压力，在影响因素上包括了宏观与条线政策、工作机制整合不足，扶持政策力度不大，人力资源短缺和不稳定等多个方面。
杨雄在提案中指出，根据规划，至“十三五”期末，该区要建成养老床位10800张，其中保基本养老床位数不低于区域户籍老年人口的2%，全区养老机构床位总数要达到户籍老年人口的2.5%，且各街镇原则上至少有1家以上的公办养老机构，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老年护理床位要达到户籍老年人口的0.75%。
然而，目前养老床位缺口1650张，且城改改造、旧改动迁等影响，“十三五”期间预计还将有1209张床位流失，须通过新增更多床位来弥补，建设任务比较艰巨。
而在布局方面，该区仍有两个街道尚无养老机构，另两个街道未建公办养老机构。按照规划，从2018年至2020年，全区将建设11家养老院，其中公办7家，民办4家。而这些养老机构80%以上仍需依赖民非机构的运营。但就目前状况看，公建民营的模式，以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PPP模式）都还在起步和探索阶段。
杨雄指出，社会资本开办养老院机构项目审批涉及民政、规划、住建、消防等部门，报建部门多，审批流程繁琐、周期长，加之建设地块规划调整等问题，很多社会资本只能“知难而退”。
其次，社会资本利用旧厂房等改建养老机构还涉及土地变性问题，前置条件是将工业企业用地变为社会公共服务用地，并支付高额土地出让金，企业开办养老机构的成本高昂。
另外，虽然在国家及市级宏观层面均对利用闲置厂房等资源兴办养老机构有明确规定，但具体到建管、规土、消防等业务条线却缺少相应政策支持，在建设标准上也缺乏必要的政策细化调整，导致改建项目的建设及消防审批程序难以通过。
在具体的扶持政策上，提案指出，目前上海市对养老机构的扶持政策主要是运营补贴和公共事业费的减免，而在房屋租金、员工税收、融资贷款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尚无涉及。
杨雄认为，政策的覆盖广度上也有待扩大。目前本市只有通过民非组织登记设立的社会资本养老机构才能享受日常运营考核奖励，而经工商登记设立的则不在考核奖励范围之内。另外，政策的扶持力度还有待提升，比如，目前日常运营考核奖励最高为100元/床/月，该标准自2008年制定至今一直未作相应调整，致使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机构建设管理运营积极性不高。
此外，养老机构还存在安全隐患较多、护理人员队伍不稳定、行业自律和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
对此，杨雄建议，积极发挥本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协调作用，着力解决政策衔接不足、不协调、各部门在项目审批上沟通协调不畅等问题。
他认为，上海市应拓宽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渠道、领域，推进本市养老服务事业的多元格局发展。具体而言，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养老需求的不同层次，进一步推动医养融合发展，加大对民营医护型养老机构的投入，在专科人才的培养、使用、引进等方面给予扶持，重点解决失智、失能、低能的养老问题。
他建议进一步推动社会力量向基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延伸，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专业力量，提升服务质量，通过上门服务、专业化料理等，建立虚拟养老社区；进一步鼓励市场化的高层次养老服务社区建设，提升低龄健康老年人的独立养老和生活品质。
杨雄呼吁加大财政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运营补贴力度，推动落实养老服务设施在税费、土地、融资等方面优惠政策。例如，落实“以奖代补”市、区两级配套资金，落实并加强对本市有关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以奖代补”政策的配套资金和力度；尝试突破工商登记养老机构扶持政策，建议将各区级日常运营考核奖励政策覆盖范围扩大至工商登记的纯养老服务机构，并适当提高运营考核奖励标准。
他认为，根据国家、市相关政策，还可进一步创新扶持政策，尝试对养老机构提供金融政策（贷款倾斜和担保等）和技术信息政策（技术指导和转让、人员培训和信息咨询等），以及房租减免、员工个税优惠等。
此外，提案还建议改善和激活既有资源，提升养老服务行业整体品质；组织开展本市老龄化相关之重大课题前瞻性研究，为决策提供政策依据；加强行业监管，开展养老服务行业标准化建设、养老服务质量评价和监测。
未来10年，需要6800万职业化养老护理人才
预计到2030年,我国需要专业化养老“照护师”6800万人。国家取消养老护理员资格认证后,养老行业探索新的人才标准,推出与发达国家接轨的职业“照护师”理念,更多地通过学历教育实现职业化,以适应人们医养融合的养老需求。
非职业化：养老产业发展最大瓶颈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指出,2022-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将由2.6亿增长到3.7亿,“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比例近50%,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达18.3%。江苏老龄化顶峰预计2052年到来,将从去年的1719万人增至2743万人,1024万的增量凸显老龄产业巨大的市场潜力。联合国国际老龄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文·福尔摩萨提醒,养老护理人才职业化,对中国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至关重要。 大多数发达国家此类专业人才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5‰,每千人中挪威拥有照护师17.27人,美国和日本分别为9.8人和11.49人,欧盟制定的基本标准为8人以上。当前,由家庭提供的非专业照护服务,仅能满足已知需求的16%,而妇女就业率的提升正严重冲击传统的家庭养老照顾模式。 省政府参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伏心直言,影响中国养老事业发展的“瓶颈”并不在养老院、医院、养老设备等物质资源,主要还是直接服务于老人的人力资源。“从业人员非职业化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最大掣肘,得从拓展‘医养融合’内涵入手,建立一支职业化的养老照护队伍。”专家认为,按照国际惯例,将医养融合职业从业者称为“照护师”,这是针对新需求产生和改革的新型职业。过去的护工和护理员主要来自下岗职工或农村务工人员,而未来“照护师”行业应有更多高层次人才加入。
“五师合一” 适应医养融合新需求 什么是职业照护师? 他们首先是护理师,掌握基本医疗护理能力；他们是康复师,教导老人使用训练器、照护机器人、可穿戴设备、自动洗浴机等高科技设备,以协助更好地完成治疗；他们是社工师,了解养老医疗法规政策、保险产品、服务机构情况,根据老人不同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养老方案,为老人链接社会资源；他们是文体治疗师,为老年人提供体育运动项目和娱乐项目,作为日常护理及物理治疗的补充和延伸；他们还是教师,能达成部分老年大学的功能,提供健康、烹饪、艺术等知识,满足老人求知、求康、求乐、求友、求为的需求。 “五师合一”,决定了这类人才所服务领域并不限于养老,还可满足一般家庭的病人、产妇照护需求。这样的照护师,相应拥有更大的生存发展和职业发展空间。专家建议,按照低于欧盟的标准规划,我国可按照1:0.2的比例为居家患病老人配备照护师(即10个患病老人配备2个照护师)；面向失能/半失能老人提高比例,按照1:0.5配备。按此计算,预计到2030年,我国需要职业养老照护师6894万人。而我省有1700多万老年人,其中255万需护理,照护师缺口高达数十万。
学历教育：培育更多职业照护师 2015年以前,我国《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中仅要求护理员能承担生活照料和简单护理,与“医疗”相关知识与技能涉及得很少。这一低职业标准显然已不符合眼下日渐深广的“医养融合”需求。可即便如此低标准下,全国也只有养护人员100万,其中95%以上没有执业证书。调查显示,北京、上海等地养老护理员持证率为57.4%。我省共有养老护理员2.6万多人,2016年年平均工资为33866元,而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711元,这一岗位的社会价值和待遇保障亟待提高。 2015年,有关部门取消了养老护理员的上岗证书要求,去年又取消了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名称,该职业由此更滑向低端基本服务层面。业内人士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除了培训既有护理人员外,还要抓住养老照护师学历教育的重要机遇期。目前,国内开设涉老专业的50余所中、高职院校,总计年招生仅2500人左右,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求。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公布了他们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三级照护师职业培养标准》,提出照护师的发展规划和行业准入制度,建议国家对这一人群的培养予以重视,提高其薪酬水平,增强职业吸引力。“前几年我们学校毕业的几批涉老专业高层次人才,现已担任养老院院长或大机构的管理人员。”钟山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陈逸介绍,该校涉老专业去年开始“扩招”,主要面向全省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由国有投资、民间资本等设立专项助学基金以支付学费,使学生享有免费读书福利。今后该校每年输出1500名通过学历教育的职业“照护师”,希望以此率先开始专业人才储备。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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