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头发之重要——用新学问来解释——乃因为是符号（文化的以至于政治、经济的符号），由于在头顶上，这符号亦比较别处为重要，虽其实不过人弄的把戏，与头发本身无涉的。所以鲁迅说头发是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不但一点儿不错，恐怕又不仅是在论头发的二重性。兴许在那头发后面，还有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哩。有人遂了理想，有人遭了痛苦，尽管实在有点儿犯不上。

*文章节选自《回响的世纪风铃》（吴方 著 三联书店2018-8）。

电影《建党伟业》剧照，辜鸿铭与蔡元培

菊花插得满头归

由头发说到辜鸿铭、林语堂

文 | 吴方

《鲁迅全集》第一卷《头发的故事》，有句对白：“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未免匪夷所思。头发不就是头发吗？脑袋上长出些纤维状的物质，或直或曲或粗或细或红或白或黄或黑，都不算异事，人们大可心安理得。除了早早“谢顶”或遭了“鬼剃头”的，要自己发愁投医，但此种人毕竟不多。至于人为什么要长头发，则颇难考证。人从猴子进化来，无用的尾巴已渐渐退化了。头发也几无用场，其功能却不萎缩，反于人有许多的名堂，想是因为头发乃于头顶上盘踞的缘故，上者尊下者卑，人体也不外“势利”如是。又，正因为没什么要紧的用，便不妨生出许多花样来，似乎人类个性于兹也可见一斑了。眼下，虽然我常为能剪个低档头而觉不便，但世上究竟以头发为宝者居多，秀发如云，发式亦即时式。摩登女士在头发上变出的花样，一般人说不大清，反正美发廊、护发美发产品之兴旺发达，大赚其钱，总归系于一发之间。感谢上帝安排——没有头发，该有多少人如丧考妣！至少，不以花样博览论，头发的整饬光洁度若较差，在高朋满座的风雅地方，总要埋汰几分，有落伍之嫌。

现代人的头发观，比较讲究也比较实际，比起过去的景况，自然开通多了。孔夫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后来辜鸿铭又说，“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很有些把头发的安排或服装的打点看得如安身立命一般要紧。可到后来，是披发是剪发，各由其便，“左衽”短衣的流行，也已司空见惯。倒也未见亡国灭种、道德沦丧。

好像怎么都行。可历史上又不如其然。从古到今，头发之重要——用新学问来解释——乃因为是符号（文化的以至于政治、经济的符号），由于在头顶上，这符号亦比较别处为重要，虽其实不过人弄的把戏，与头发本身无涉的。比如，和尚剃头是出家的标志，几世纪前欧洲男子戴假发是华贵的标志，清末“二毛子”之，有“洋毛子”“归纳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男的“平头”、女的“刷子”，是“革命造反”的标志，而“牛鬼蛇神”发之被“髡”（如有“阴阳头”之发明），昭示“反动”之凿凿，等等。

欧洲男子戴假发是华贵的标志

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作品

所以鲁迅说头发是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不但一点儿不错，恐怕又不仅是在论头发的二重性。兴许在那头发后面，还有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哩。有人遂了理想，有人遭了痛苦，尽管实在有点儿犯不上。

冯骥才作小说《三寸金莲》，由器悟道，说女人的小脚里头，兴许就藏着一部中国历史，也未可知。关于头发或者男人头上的辫子，可打些折扣——若没有头发如何收拾这码事，中国历史诚然会少些冲突、热闹。

为头发而煞有介事或倒霉难受，以明、清两季为最。明季满族人来了，入主天下，不能置头发于不讲，非有“前剃后辫”的规矩不可，连唐宋文人那种“散发弄扁舟”的份儿也不准了。斧钺来讲道理，国人的辫子便拖定了。这给人的印象颇深。所以鲁迅后来说：“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到辫子在国情里笃定了，可还不能让头发平静。鲁迅又说，想不到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及至辛亥革命的前后，辫子的去留更成大是大非的矛盾。好在前贤们终于毕其功于一役，谢天谢地，革命将辫子变作古董，使我辈有脑后轻松的幸福。不过那时也不容易，因为斗争尚在胜负未明之际，游离在剪与不剪之间，也大有人在，他们免不了和剪“猪尾巴”的执行者大捉迷藏，或者练上一段百米赛跑。“二狗子，你的辫子还没剪啊？”“我告诉你说，不能留光头啊！好多人在传说‘宣统还朝，秃子开瓢’哇！”

留也痛快，不留也痛快，唯在留与不留之间者，虽然暧昧，也最有滋味：说是不好吧，其实可进可退；说是好吧，又怕有不虞之毁。这就需要智慧了——大约聪明的办法是盘起来，堆在顶上，不妨算是“咸与维新”兼“保存国粹”，也算“未庄模式”，可盘可放，随其所宜而适也。诚然是个不坏的法子。至于阿 Q盘了辫子却终至被枪毙，原是另外有因。而曾经万分英断的赵秀才终于因剪辫而号啕，那是不巧碰到了“不好的革命党”。总之，这盘、放原理在解决历史之“头发主题”方面，够得上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许仍积淀在心理上，时时给已经无辫的后人以影响。

辫子与辜鸿铭

时代真是进步了，变化的证据当然能在头发上找到。这不仅是指男人由必须拖辫到应该去辫，毋宁说，好在大多数可免了这份罪过，而愿意拖的也不妨还拖。总之，发型的问题归到个人的事。“头发一律”怕是与专制思想有关。我们虽说不喜欢留“猪尾巴”，但也不必去管别人的头发。民国以后，当皇帝也剪了头发时，蓄辫的也还有，其中有位辜鸿铭，在这方面还要做处士横议，至死不渝，在封建遗老中，算是最怪的一位了。

辜鸿铭之古怪——如不合潮流、守旧僵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大约与常人常情别于三途：一、身世浪漫传奇；二、思想、情感、行为的守旧执一；三、逆境中有一套精神胜利法。

先说第一桩。若是沐礼教世泽在传统中熏过来的人，要做孤臣遗老也还不怪，辜鸿铭却在格外。他是生在马来亚的华侨，其母为西洋人，从十岁起即去英国受系统教育，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游学欧洲，在巴黎、莱比锡等处大学获得十余项学位，可说西化透彻。但他愿意回来寻根、做事，而且一回来就扎根不走了，不能不说他对中国有特别的感情和认识。爱国爱到骨子里去，他爱中国的一切，从典章制度、哲学艺术，直到官员的朝服、女人的裹脚布。由西化到中化，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概因濡染之深吧，与一般的留洋学生不同，他偏爱同洋人“较劲儿”。据说，有一回在英国乘巴士，遇见一帮趾高气扬的洋佬，洋佬露出瞧他不起的架势。辜鸿铭不动声色掏出一份报纸来看。洋佬们一看，个个笑得五官挪位：“看看这个大老土，连英文都不懂，还要看报！你瞧他把报纸都拿倒了！”辜鸿铭等他们笑罢，也不慌不忙，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不倒过来看，还真是没什么意思！”

辜氏回国后，长袍马褂、瓜皮小帽，头发也皈依了辫子，娶中国式的一妻一妾，先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后为清廷外务部官员，再后为北大教授。一九一六年蔡元培长北大，聘辜氏讲英国文学。在北大这块新文化园地，拖着辫子讲英国诗，是殊难想象的奇观，但也正见出蔡元培主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了不起处。蔡氏当年的声明说：“我聘用教员以其个人的学问、造诣为原则，在校授课以无悖于思想自由为界限 ……本校教员中如有脑曳长辫而持复辟论者，如果他所讲授的在英国文学的领域之内而无涉及政治，本校亦没有排斥干涉的理由。”蔡氏的道理可能还在于：如果容量太小的话，排斥异己，今天有排斥这个的理由，那么明天便有排斥那个的理由，学术的封闭也便假“理由”而行。辜鸿铭对此大概有知遇之感，所以当五四运动起来时，他便要和蔡元培同进退。其实，蔡是革命党，辜氏倒也敢说：“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存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了吗？”别人问他“好人”之说如何解释，他答：“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你告诉我！”

辜鸿铭

一九二八年，辜鸿铭在风雨飘摇中死去，他的信念、希望只能殉葬了事，被人渐忘。不过，由于他的译笔，《论语》《中庸》被介绍到西方去，加上他的西文著作的影响，名声在国外似也不小，连托尔斯泰、勃兰兑斯都很看重的。在东西文化交流这一方面应承认他有功劳，像他那样的中西文造诣，世上真是不多。他死后，有位外国作家勃朗特夫人曾对他的英文诗大加赞赏，感慨说：“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

续说辜鸿铭与辫子

比较一下辜鸿铭的拖辫子与赵秀才式的“盘放党”，可能前者要好一点儿。好处在直率、不虚伪。至于他在各方面反对变革，倡言守旧，则不免多为强词夺理。像他为纳妾辩护时的理由——“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若别人说“一个碗里放两个调羹准得磕碰”，又如何呢？至于颂国粹、骂新文化，似乎迂阔，其实多在怪僻、多在自以为是，与人逆着来。他书写苏东坡的句子给搞复辟的张勋：

荷叶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擎雨盖指官帽子，傲霜枝当然是指两人同气相求的辫子了。爱辫子是个象征，爱清廷他以为即是爱国，其实他爱的是自己的理解，爱自己所喜欢的价值观念、思维和生活方式。其言其行，无不表现其爱的情结之深。

不过不如此也便不是辜鸿铭。承认这“怪”有它供参照的意义，不如此亦不成其为历史——历史总不是一种声音构成的。比如他抨击一知半解、食洋不化的陋习，讲过一则挺“损”的故事：

有一段时间，中国沿海及内地瘟疫流行，死了很多人。国内医生个个束手无策，最后不得不向西方国家求援，重金礼聘一位名叫“鬼放得狗屎”的专家渡海东来，考察一番。鬼放得狗屎先生到了中国，马不停蹄游走，详细观察，最后提出一份报告说：“贵国所流行的疫症，其实并不疑难，只是狗放屁所引起的。因为狗这种东西体性偏凉，不能乱吃杂七杂八的食物。在我们欧美各国，狗所吃乃是专家调配处理的狗食，所以全都健康强壮。而贵国狗所吃的却是不经选择的残渣剩菜，长久下来，消化不良，五脏六腑中郁结的秽气又不能下通，积变为毒，由其口出，这便是引起瘟疫的毒气了！总而言之，贵国的瘟疫百病，皆是由于‘狗屁不通’所引起的。 ”

泰戈尔访华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此外，这老头儿还有许多指弹时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言论。《读书》杂志某期上有篇《怪文人辜鸿铭》，记了不少，可以复按。该文还提到有位温源宁先生概括辜氏的狂怪为天生要反潮流，跟时尚拗，所以便闹成一个很矛盾的形象：“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心理结构？不过，假如我们听到有人说“我是公仆，但一切都要我说了算”时，也并不一定很奇怪吧。

这个问题可以留给社会心理学家或历史心理学家来研究。

精神胜利法

关于精神胜利法，也许是辜鸿铭现象中更值得研究的部分。与阿 Q不一样，阿 Q善以柔克刚，被人打了，便说反正“儿子打老子”，圆圈画不圆，便说“孙子才画得圆”。辜氏另一路。第一，在遇到中西比较这种问题时，强调精神，不强调物质，总是说我们的精神文明好，西方讲物质文明出了问题（至于西方有无精神文明他不管）。不论如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第二，他有自己的是非观，同别人的是非观拧着，利用事物都有长短的特点，专以此之长制彼之短。第三，除了讲自己的一面之理外，对问题不大认真讨论，常常出之以幽默来搅和，所以多少能以智取胜，不像阿 Q那般“我们先前阔多了”的拙论。你看，他主张纳妾，别人反问他为何女人不可以多招夫，他只答：当然不可，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哪里见过一个茶碗配四个茶壶！问题似乎便解决了。据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对他说：“听说你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十九世纪之今日吗？它已经是古董了！”辜鸿铭反问他：

数学家教人加减乘除，数千年前是三三得九，数千年后还是三三得九，难道还会三三得八吗？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啦，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个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

有的难题，让他一幽默，避实就虚，似乎就“化解”了。老辜两片嘴，有东方朔遗风。所以他虽然越活越背时，却还不乏良好感觉，比阿 Q强，端赖于精神胜利法。

续说精神胜利法

“你有千般道理，我有一定之规”，这虽然是精神胜利法的“基本法”，但正如事物均有发生发展的过程，精神胜利法也不免要在坚持中发展。怎么看？是否只有贬到劣根性上去，原也不一定。因为人对自己对他人与世界的关系，都还有些不可捉摸的地方，虽然好多学问，包括自然科学、哲学、文学都在研究人，也未能研究到很透。想了很多，还得承认，科学尚无法把人类个性化成方程式。所以现代的医生也承认每个人都有一种不能测算的因素：有的病人，如按逻辑推断，实在是应该死的，结果却不曾死，大概由于人有不同的反应力量。换句话说，精神胜利法也不妨是这种反应能力的一种存在形式。至于反应得好不好，合适不合适，一时也还不易论定。照林语堂的说法，证券交易所之不免成为投机事业，就是这个缘故。“当很多人想卖出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买进，当很多人想买进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卖出。这里就有人类的弹力和不可捉摸的因素。当然，卖出的人总当那个买进的人是傻子，而那买进的人也以为卖出的人是傻子。”到底谁是傻子？常言道，世事须看开些，有点儿消极的意思，倒也未必就是没出息的消极。看得最开的是庄子。庄子的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惠施见了不以为然：你不哭也就罢了，这也太过分了！庄子回答：其实开始我也挺难过的，后来想，她原来是个“无”，由气而形而生而死，真像四季变化一样，很自然的事，我若老是嗷嗷地哭，不是太不开通了吗？对尘世生死的琢磨与看透，会培植起一种人类的喜剧意识以及用精神解脱来战胜现实的意向。怀有这种意向的人在生活中就不会太“执”，有点儿游戏感，或者说洒脱。于是，在对历史、人生的诙谐解释中，产生了幽默的风格。

假如一杯咖啡或一支香烟对于激烈的争论有缓和作用，假如我读某作家的作品感到有点儿亲切是因为他不拿“架子”，那么来点儿幽默感也不坏。幽默发展了精神胜利法的艺术境界。

当然，人们并不把油滑、做作也当幽默看。据说，幽默的特性在于微妙的常识、智慧、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它逃避复杂和严肃。我还觉得，它往往无可奈何，是在玩世不恭中表现对玩世不恭的歉疚。说是由聪明入糊涂难，其实倒是看得比较透的。有位古人提到这问题：比如问世间极认真的事是什么，曰“做官”。极虚幻的事是什么，曰“做戏”。他说可能并不对。要说，做戏才是真实的，戏子因为做戏，得以养活父母妻儿，他的真实似乎就在于知道人生不过是一个剧场，而顶冠束带装模作样的官家，竟不知道这也不过是“拿定一戏场戏目：戏本戏腔，至五脏六腑全为戏用”，其实才是个真戏子哩！

人的心理结构中介入幽默这东西，近于装个阀门，原也不在于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人生往往太沉重，而幽默的语言活动、心理效应，也不过给人些清凉之味，不幽默，也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正如我们有时觉得阿 Q主义不好，有时又觉得在一定情况下还不能不且“阿 Q”一下才行。像下述的情况，还真不知是否有些苦趣呢！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林语堂

近世，在中西文化之间打交道的读书人中，林语堂是个典型的写家。他写作多而杂，台湾印的“林语堂经典名著”计二十余种。《生活的艺术》《吾土吾民》《苏东坡传》《京华烟云》等颇有影响。他独往独来，英文好，其作品多如海外游子归乡——出口转内销。在参加“国际大循环”方面，别人就不能和他比了。另外，他的经历也与他脚踏东西文化的写作特点若合符契，除了留学及短期做过教授、公务人员以外，长年以写作为生为乐，别的倒也没干成什么。自一九三六年出国海外漂泊，到一九六六年落叶归根，在台湾又住了十年后死去。也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别人评论他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也不怪，私许为契论，并以为开心不过的事，乃是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内，让他们聊聊。他说，发掘一中一西之原始的思想而作根本比较，其兴味之浓，不亚于方城之戏，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么牌，又如打完了四圈又四圈，没人知道最后输赢。

林语堂

林语堂与辜鸿铭都是向西方贩“国货”，且都有本位意识，但两人一道一儒，一实用一教条，一个讲享受人生之乐一个就认“冷猪肉”。辜氏执一，林氏执二。比如关于读书，林语堂就说他不喜欢二流作家，他要的是最高尚和最下流的（如民间船歌），因为喜其真实有活力。他推崇庄子、陶渊明的洒脱、淡泊，喜欢苏东坡、袁中郎的快乐、闲适。关于文化，他会辟一章谈论“肚子”——肚子美满了，一切也就美满了，“当饥饿时，人们不肯做工，兵士拒绝打仗，红歌女不愿唱歌，参议员停止辩论，甚至总统也不高兴统治国家了”。也会另辟一章谈“灵性”，说人的灵性并不在于追求合理性，而只是探索宇宙，恰如章鱼的触盘，亦如读小说，如果先已知道书中人物的未来动作和结局，小说便无一读的价值了。世间种种，不拘而谈，他大抵为率真、近人情作辩护，说是喜欢茶馆文化、肚子文化、眠床文化、流浪文化也都无不可。整个看，这当然不免偏颇，也不够深刻，可他自家先承认了不全面、不深刻——人生若都要全面、合理、深刻，且不说能否达到，达到了岂不也太乏味了吗？他以为，自己的兴趣只是知人生，兼要写人生，“不立志为著名的作家”也“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我所要的只是不多的现金，使我能够到处漂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游名山——偕着几个好朋友去”。

像是“杂烩哲学”，如果林语堂有哲学的话。伟大的现实主义，不充分的理想主义，很多的幽默感以及对人生和自然的高度诗意感觉——这是林语堂关于人生配置的准科学公式。他还把这四样（简称“现、梦、幽、敏”）加减拼盘，来说明各民族的特质。并解释：有人说人生如一场梦，现实主义就说，一点也不错，且让我们在梦境里尽量过美好的生活吧，而幽默感又是在纠正人类膨胀的梦想和态度，敏感助成对人生的爱好，等等。总之，既实际又超脱，似乎给现世提供了一种林氏商标的甘草剂，至于管用不管用也没法质之于他，因为他又说自己并不是人类的医生，他不愿效法伟大的人物多管别人的事。

不过，他曾确实提倡幽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办过《宇宙风》《人间世》《论语》，屡遭批评，弄得苦恼。他以为幽默的好处，在于足以使理想主义者不至于把头碰在现实的墙壁上，看来也不外乎精神胜利法的法门。至于失败倘是没办法的事，那么，与其说那个说笑话者是残忍的、麻木的，还不如说人生是残忍麻木的了。

也许，林语堂所体验到的人生多半还是比较安逸平静的，所以极乐于引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为同调。最后，他那要免除人们碰壁之厄的幽默，在中国也碰了壁。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