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

　　表示，未来老年人的价值开发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她认为，医养结合比较可行的模式是社区卫生所转型与养老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公立医院需要常规性派医生问诊，并建议对老年人突发情况的转诊需求开辟绿色通道。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天津市委会副主委许洪玲

　　向大会递交提案，建议为进一步推动国家养老事业向高层级发展，应切实满足老年人心理健康需求，提供全身心健康服务。

　　提案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快，全国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超过17％。长期以来，国家在养老设施建设和医疗保障上持续投入，养老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调研显示，庞大的老年群体，除了身体健康服务需求外，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需求同样与日俱增。目前，国内部分城市已经开始试点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可覆盖面仍然不够广。

　　为此她建议，一方面出台专项政策，明确服务对象、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建立考核评估机制，为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明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服务内容，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专业科室、病房，加强分工协作。在此基础上，加大专门人才培养，在高校增设老年人心理健康类课程，对社工进行培训，提供多层次的人才服务，并探索构建科学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专项行动，促进服务模式的改进和完善。

全国优秀农民工钟正菊

　　为了解决农民工缴费难的问题，政府降低了企业和农民工缴费标准，同时还规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可一次性补缴满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享受退休待遇。

　　“问题是，很多农民工拿不出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补缴费。”看着不少以前的工友面临这样的困境，钟正菊委员心里很不是滋味。

　　据钟正菊委员介绍，不仅如此，有些需要用人单位补缴养老费用的，用人单位在农民工快到退休年龄时，采取调离到偏远地区岗位等手段，“逼”农民工离职，从而逃避补缴义务。

　　今年，她打算在提案里建议“让达到退休年龄、愿意继续务工的农民工能继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以满足15年的缴费年限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集团战略企划部资深经理周燕芳

　　认为，相比于养老体系更完善的国家，我国亟待建立起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要充分认识到第三支柱在养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发现，个人税延养老险的试点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难点。比如，个人税延养老险在制定时，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原来的个税计算方式，但随着个税改革措施落地，个人税延养老险面临着“升级换代”的问题。据了解，目前个税抵扣标准每月最多1000元，但在个税改革之后，个税起征点上调，抵扣额度变得更少。

　　周燕芳指出，上述现象已背离了当初推行个人税延养老险时的初衷，因此，需要尽快根据个税改革更新个人税延养老险的政策。如果决策层能对税收优惠力度进行调整，在购买环节将税前抵扣标准定得更高一些，则可更大程度地减少消费者的投保负担，个人税延养老险试点的推广效果也会更好。

　　周燕芳还建议，除企业集体购买的方式外，可多采用个人直接购买的操作方式，增加便利性。

　　农工党同样建议，优化个人税延养老险的制度设计。例如，将试点尽快推向全国，扩大覆盖人群，让更多人享受政策红利；降低领取养老金时的个税负担，降低7.5%的领取税率或在初始阶段对不同年龄段的投保人实施差别税率；提高税延额度，简化优惠方式和抵扣手续，取消单位代扣代缴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东望山乡元子河村党支部书记郭建仁

　　认为，养老产业是一个大的产业，一方面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盘活以后，可以解决城市的养老建设用地问题，另一方面也能解决农民经济问题、增收问题。但这需要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来支持。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现在的养老产业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社会资本投资养老产业的积极性不高，急需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养老产业。”郭建仁对当前的现状感到十分忧虑。“与之相对的，农民进城务工已成常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旧厂房、旧学校、旧养殖场等)大多闲置，农民的宅基地也有很大一部分闲置，闲置的资产无法变成资源，白白浪费。”

　　针对此问题，郭建仁建议，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发展养老产业，制定社会资本参与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独资的养老经营模式，把集体资产和闲置的宅基地利用起来。一方面解决了养老用地紧张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农村发展没有产业的短板，农民实现就业，继而实现永久脱贫。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审计厅副厅长马玉红

　　建议，加大对社区养老模式的推广，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制定和完善老年人福利政策法规；构建新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加大政府对社区养老项目的投入，并加大引入民间资本的政策扶持力度；强化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识。

　　“在现有居家养老模式下，建立具有人文关怀的社区老年人中心。”马玉红说，具体可以设置多功能老年中心，为老年服务、信息传递、健康促进、社交活动等提供了重要平台，给一般无重大疾病的老人提供活动平台。建立具有养老功能的社区中心。以社区为依托，比较适合于有疾病需要照顾的老人，就近设置老年人独立生活的空间，包括老年公寓、老年集体生活住宅等。“这种形式可以是公益性的，也可以是营利性质的，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其中。”

　　“在以上基本的社区养老中心的基础上，还可以建立多种多样的围绕老年人的项目。”马玉红说，比如老年人营养项目，可以提供集体就餐、送餐服务和营养评估等，主要方便老人的用餐，并关注老人的营养均衡，一定程度上减轻子女照顾老人的压力。“也可以设置老年人辅助性服务项目，主要针对老年人的生活和精神进行辅助照顾，比如家政服务、个人照料、法律援助以及提供各种交通和信息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

　　“建议围绕完善养老服务供给、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推动养老服务创新发展三个方面。”

　　补齐养老短板，势在必行。她有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完善养老服务供给，部分老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没有得到提升。第二，推进养老顾问制度建设，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统一养老服务质量标准，构建养老基本服务过程管理和质量监管平台；第三，推进养老服务创新发展，加快智慧养老建设，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此外，刘艳还提出，建议养老创新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先行先试，尤其可以先在示范区内先行实施。

　　提高养老工作质量，应健全老年统一照护需求评估标准，把握老人特性和需求，合理配置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享受政府提供的养老服务资源把好关。同时，应逐步扩大“长护险”覆盖人群，向未满60岁但确需长期护理的居民延伸、增加失智情况评估，适当增加符合“长护险”政策原则又受老人欢迎的服务项目，实现护理内容多样性，尤其是增加康复服务项目。

　　建议建立一个养老服务队伍的培育和管理机制，包括准入机制、人力资源评定、专业能力建设、激励制度、服务监督等：“可以将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居委会、专业服务机构等实体顾问点和虚体顾问点相结合，鼓励市场主体探索养老管家或照护经理等专业岗位，健全养老顾问工作体系。”

　　要统一养老服务质量标准，构建养老基本公共服务全过程管理及质量监管系统平台。她说，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允许护理机构内部信息系统与医保平台对接，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实现数据共享，提高健康管理的效率和效能，推进医养结合、分级诊疗，进一步推进社区卫生综合改革。

　　养老“上海方案”模型已经基本建立，当务之急就是“把人才落实到位”。

　　比如，上海长期护理险中包括头面部清洁梳理、沐浴、协助进食/水、排泄和失禁的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鼻饲、造口护理等42项具体服务项目，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护理经验不够等原因，护理服务主要集中在“生活护理”，专业护理如“鼻饲管”“导尿管”“气管套管”等常被推脱，造成服务形式类似于“钟点工”。

　　再比如，长期护理险要求对申请者进行需求评估，这种统一的需求评估是享受长护险政策、接受社区居家照护的依据和前提。评估内容包括一般医学评估、身体功能评估、精神心理评估、感知觉与沟通能力评估、社会评估等。而评估需要较高的专业水平以及客观公允的评估态度。但在现实情况中，由于评估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造成评估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和人为因素”，评估质量较难控制。评估偏差容易引起老人不满，还会造成长护险基金浪费流失。

　　记者注意到，遍布上海各大社区的老人日间照护中心是“社区养老”的主阵地，为了解决“谁来运营、如何管理”的问题，上海引入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力量参与其中。

　　“主要还是相关人才的数量、质量跟不上。”刘艳建议，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指标体系，加快评估平台建设，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开发评估App，实现评估过程管理；另一方面要落实对口管理，加强对护理服务、服务评估、资金使用、运行管理等环节的日常监管和全过程监管并完善激励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议开始启动老年就业市场建设。他提出试点推动老年就业市场的建立，首先就是要保障这套就业体系与法律的接轨，同时还包括机构的建立以及舆论和观念的推进，尽早为未来做好准备。

　　伴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一些老人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也依然有再就业的诉求；建立“老年就业市场”不仅有助于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丰富劳动力资源、释放新的人口红利。

　　“当代国人不但赶上从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骐骥一跃，还进入了有史以来老年人寿命最高、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时代。”面对老龄社会，我们不能踟蹰不前，而是要积极看待老年人、积极应对老龄化。“老去”不能陷入“独自凄凉无人问”的悲苦境地，而是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作为、有快乐”的过程。

　　不管“老有所劳”背后有着怎样的需求与动机，老年人的劳动权益保障不能成为边缘地带。建立“老年劳动市场”，为“老有所劳”提供制度护佑与人文关怀，不仅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也是老龄社会的应有图景。说到底，老龄化原本也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市场富矿。

　　我们现在属于老龄化的初期阶段，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年轻老人非常多，他们在职场上还有经验、能力和继续工作的活力。现在启动试点推进老年就业市场，他们可以在未来贴补自己的生活所用，也减轻孩子们的压力。所以总的来看，利远远大于弊。

　　现在他们签订的劳动合同根本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老年就业市场的建立，首先就是要保障这套就业体系与法律的接轨，法律要先行，然后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推进。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除立法之外，也是跟社会沟通的一个过程，舆论和观念的推进都需要时间，早做准备早受益。

全国人大代表，中移铁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郭永宏

　　作为一个连续7年关注大数据、智能化与居民生活相关性的老代表，郭永宏就智慧家居养老对川、渝、沪、浙四省市部分地区组织了调查，发现了问题，提出了建议，并把他的调查结果带到两会上。

　　调查发现，智能家居养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现有模式基本上是由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的方式，调研样本中补贴标准从每月150元到1000元不等，随著老年人基数和各项成本不断增加，政府购买力不足问题已经出现，个别地区已经出现拖欠合作企业资金的问题；二是目前服务企业进入的意愿不强，进入的主要是平台型企业和规模不大的配套服务企业如物业、医疗、维修等小公司，统一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较难，老年人跨省区后基本享受不到同等服务；三是智慧家居养老走在前列的是经济发达和人口集中的地区，大多以一级行政区为单位运行，既有各地财力不均的原因，也有企业在欠发达地区、偏远城镇和农村成本高、盈利难的问题；四是智能产品缺乏统一标准；五是对传感器收集的大数据综合运用不够。

　　如何降低智慧家居养老运营成本，让有限的政府补贴惠及更多老年人，加快智慧家居养老产业发展？郭永宏建议，政府出面建立相关产品、服务的行业标准，配套差异化补贴政策，由专业公司统筹运营数据资源和网络建设等。其中，鼓励具有普遍服务能力的企业如电信运营商进入智慧家居养老行业。电信运营商工作人员和居民业务联系多、信任度高，更容易克服老年人“不相信”难题；工作人员更熟悉信息通信技术，也有手把手教老人使用维护设备的经验；最重要的是，服务人员复用，能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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