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快速“变老”。根据官方预测，在未来二十年里，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升至30%。但是，大部分人还没有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根据各省公布的2018年人口数据，目前至少已经有六个省（区、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分别为辽宁、上海、山东、四川、重庆、江苏。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7%-14%为轻度老龄化，14%-20%为中度老龄化，20%-40%为重度老龄化。也就是说，这六个省已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上述六省中，既有人口流入较多的发达地区如上海，也有人口流出的东北大省如辽宁，还有出生率依然保持千分之十三以上的人口大省如山东，从东部到东北再到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如此之大，然而在老龄化方面却表现出相似的结果。

“长寿、少子、迁移是推动老龄化的三方面主要力量，”盘古智库老龄化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佳对界面新闻指出，老龄化对中国的冲击，其影响的广度、深度、浓度和强度日益超出人们的理解和想象。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以全国28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发现，在规模效应和经济集聚规律作用下，国内人口集聚之势还将继续发展，人口老龄化区域不平衡性将会持续深化，进而加剧地区不平衡。

2015年，国家老龄办发布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预计，到2022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增至2.68亿，比1999年翻番，老龄化水平从1999年的10.3%升至18.5%；到2036年，老龄人口进一步增加至4.23亿，老龄化水平升至29.1%，期间，中国人口总量在2029年达到峰值、2030年负增长；到2053年，老龄人口达到4.87亿的峰值，老龄化水平升至34.8%。

与此同时，农村老龄化水平和速度明显高于城镇。2012年，民政部发布数据称，中国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预计到2028年，将高于城镇11个百分点，到2050年前后，全国约有28个省区的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出城镇20%以上。

当人们谈及老龄化想到的往往是个人、家庭如何养老以及社保资金的可持续性等问题。

3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文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按照2018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左右确定。这是国家自2005年以来连续第15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预计将有1.18亿名退休人员受益。

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5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就达到4.7万亿元，而养老金出现缺口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年轻人在不断减少，而退休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根据《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2011年我国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为3.16:1，即平均每个领取养老金的人需要3.16个参保企业员工来供养。到2016年，这个比例变为2.8:1。

同时，为了给企业降负、减成本，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多次提到要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在社保划归税务部门后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上周在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的“经济每月谈”时表示，可以通过延后女性退休年龄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长，退休年龄却早了十年，这意味着多领少交十年。

“如果这块覆盖上去，养老保险费率从20%降到16%，一点问题没有。”黄奇帆说。

的确，在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从劳动力供给与社保平衡的角度出发，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延迟退休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国内较为严重的年龄歧视。在市场上自主择业的非机关事业单位的从业者，无论是城市白领，还是来自乡村的农民工，都在面临一样的年龄门槛的困扰，不能超过35、不能超过40、不能超过45等等，即便是政府对外招考也有相同的年龄限制。如果延迟退休，不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很可能会面临找不到工作又不能领取退休金的困境。

另一方面，对养老的担心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催生”的队伍中。学者们给出了多种多样的鼓励生育的建议，甚至有关单身税的说法也甚嚣尘上。

但是，“无论从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愿望，还是从国际情况来看，通过刺激生育来扭转老龄化的趋势，非常困难。”老龄社会30人论坛发起人梁春晓告诉界面新闻，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在面临出生率下滑时采取了各种政策，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取得成功。

“在中国，这个问题也同样如此，我的感觉，不是生不生二胎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一胎都不生，连婚都不结。这在日本有一个概念叫低欲望社会。通过政策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会不会扭转这个趋势？还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整个老龄化的趋势，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梁春晓说。

分析师指出，人类的自然生长规律决定了即便人口出生率立即调升，也需要至少20年才能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产生优化效果。面对日趋紧迫的老龄化形势，相较于“催生”，适应已经出现的老龄社会才是更为现实的选择。此外，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各地也要“因地制宜”，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差异。

李佳指出，比如，辽宁省老龄人口增多的同时，少儿人口也在减少，社保形势很严峻，这需要从产业角度解决人口流失问题。重庆、四川和山东，少子化不明显，经济发展势头还不错，若能好好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会存在人口红利急剧缩小的问题。上海因为经济发展好、外来人口多，问题并不明显，主要的挑战是未来劳动力的减少。

“老龄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养老问题，而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大的转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指出，“所以我们叫大转折，是一个大反转，是对人类历史整体生存状态的转折。”

盘古智库发布的《大转折》报告指出，在老龄化的持续推动下，社会结构、关系、特征发生整体性、持久性和不可逆的变化，形成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从年轻社会转向老龄社会，各个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通过一系列对生命、传统、伦理和家庭的具体文化表现和社会行为需要进行新的构建。在此基础上，经济供需两侧也应发生重大改变，基本的经济模式、生产方式、增长动力、核心要素、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和市场供需都要发生重大调整和改变，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提出的需求。

老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当下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仍停留在年轻型社会的传统思维定势上，对老龄社会的到来及其挑战几乎毫无准备。

“人们亟待一幅能勾勒老龄社会未来图景的‘富春山居图’，以形成面向老龄社会的认知体系和行动方略。”李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