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年人养老为线索推动剧情的电视剧《都挺好》难得地受到了年轻人的关注。“作天作地戏精老巨婴”苏大强的养老历程格外曲折：先是要跟着大儿子去美国定居未果，不得已和二儿子一家挤在一个屋檐下，后来受不了闹着让大儿子买房给自己独居，却在独居时被保姆骗钱骗感情要去自杀，还一直不愿意被女儿接回家住，嚷着让儿女把自己送进养老院得了。

进养老院，对很多老人来说是个心理上过不去的坎。苏大强这样的城市老人尚且把养老院作为最后的退路，进养老院对大部分农村老人来说，更是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在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的调查中，无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绝大多数老人都倾向于和子女合住或独居（或与配偶居住），而选择敬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村子日托所等各类养老机构的老人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能接受自己被送进养老院，是农村老人们的普遍态度。老人们认为“孤老才进养老院”、“进养老院不光彩”，在保守的老人看来，养老主要是儿女的事，进养老院会使得儿女们承受舆论压力，被认为是儿子不孝或家庭关系不好。此外，很多老人觉得“在养老院不自由”，老年人早已习惯自由温情的村庄熟人社区，因此不愿进入养老机构被人管束。另一个考虑是经济压力，市场化的养老机构普遍收费较高，这笔费用超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承担能力。

不仅仅是农村家庭难以支付养老院的费用，城市老人也同样承受着养老的经济压力。退休后的养老保险金是养老的重要经济保障，根据人民网强国论坛援引《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6年全国养老金平均水平大约为每月2300元：我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月均养老金都在2000至2999元之间，四川、湖南、江西、吉林的月均养老金还不足2000元，只有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和青海、西藏的平均养老金突破了3000元每月。

大部分地区的月均养老金仅仅能勉强覆盖中低端养老院的收费。每月3000元以下的养老院定位大多为中低端养老院，以公办养老院为主，按照《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规定，政府出资的公办养老机构优先保障孤老优抚对象和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因此，一般公办养老机构会有“入住条件”，只接受“半自理”或者“不能自理”的老人，如果有剩余床位才会接纳其他老人，因此常常排队入住，一床难求。

《2017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显示，有29%的老年人愿意为养老院支付1001-2000元每月的费用，23.5%的老年人愿意支付2001-3000元每月的费用，18.4%的老年人能接受1000元以下每月的养老院----有超过7成的老年人对养老院的月均支付意愿不超过3000元。即使前期养老储蓄、子女赡养和政府津贴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补贴老人退休后的生活支出，但养老是个“入少支多”的过程，因此没有雄厚资产的老人们可能会被迫选择支出较低的养老方式。 

中国的老人，越来越多了。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当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则视为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早在1999年60岁以上人口就已达到10.3%，进入老龄化社会。自2013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突破2亿大关后，2018年我国老龄人口已经逼近2.5亿。作为世界上惟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我国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量在近5年却一直浮动在30张左右。据统计，目前月收费3000元以下的养老院入住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而收费在8000元以上的养老院入住率仅有百分之三十。价格低廉的养老院一床难求，价格昂贵的养老院床位空置，养老院床位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就此形成。

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未来30年发展的宏大主题。根据联合国在2015年的测算，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在2055年左右达到最高峰5.07亿人，老龄化问题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快速激化。与此同时，独生子女一代将承担起养老重任，“一对夫妻、四个老人、两个孩子”的家庭模式将普遍存在，年轻夫妇分身乏术，对传统的家庭赡养形式形成挑战，近几年出现的“抱团养老”等养老新模式，不失为对这一现象的回应。

新京报曾报道过杭州萧山区11位老人在一栋别墅里抱团养老的故事：2017年5月，“抱团养老”的发起人王桂芬在当地媒体登载了一则“招租启示”，以每月1500元或更低的价格招募六七十岁的老人住进自家别墅，10天后，就有100对老年夫妻报名，其中的5对在7月正式入住。原本素不相识的他们结成团体，按照值班表买菜、做饭、洗碗，一起散步打麻将，共同抵御衰老和孤独。相比为整个国家的老人解决养老问题的宏大意义，他们对自己追求的意义概括的很简短——“我活着，还健康。”

6月23日中午，别墅内7名老人拍下合影

抱团养老也好，进养老院也罢，这些在传统“养儿防老”观念下被视为不孝的举动，正真真切切地解决着现实困境。无论如何，在养老问题上，老人们的思想转变之路、养老资金的妥善解决之路、养老机构的发展扩张之路，都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