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那个秋天没有下过一滴雨，一直阳光灿烂。我是到后来才发觉，那段时间，总是不由自主的在文章里提到父亲，心里始终有一缕凉意缭绕纠缠，文字越来越萧索、晦涩，这让我困惑。入冬之后，我遭遇了今生最冷的一场雪。

十二月的某个早晨，我在市医院的九楼，躲在休息区的窗边抽烟。无数的雪暴虐急躁地从窗口落下去，仿佛我等了一个秋天的答案都在这些雪里。废弃的大烟囱立在雪里，倔强沉默，楼下的平房顶上凌乱、肮脏，雪还没来得及遮盖住这些。许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刚入冬时，有过一场人工增雪，只比霜稍厚些。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又急又重，天地间充塞着它们它们划出的线条，纷繁凌乱。

给母亲打电话：下雪了，很大，不用过来送饭了，我在外面买点就成了。重症监护室的铁门紧锁着，红灯一闪一闪。

头顶落着雪，脚下踩着雪，却感觉不出寒意。从这栋楼到那栋楼，从这一层到那一层，推着父亲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拿各种各样的单子、按照吩咐买各种各样的护理用品、换了一个又一个科室，机械而麻木。有种看不见的、沉重的东西在心里越来越明显。医生开出了长长的一溜病因，十几种，说是相互影响相互纠缠。我说我不懂这些，就想问有多大希望。医生说，不到百分之五。

心向下坠了一下，其实还是不相信他的话。那个老人，尽管有好几次把自己走丢；尽管有时候搞不清大小便的地方；尽管常常颠三倒四地讲些从前的事情，但无论如可，很难把他和那个词联系起来。我以为有些事情上，总该会有些例外和奇迹的。

这次住院病他安静了许多，很少去拔扎在手上的针头，也不再和护士顶嘴。更多的时候只是在沉睡，呼吸声粗重，醒来的间歇喂他喝水，还是像从前那样急切，还是会呛到自己。

在他失智的这几年里，我们拌了无数回嘴，每次都以我被气得头疼为止，我很难想像这样精准敏捷的回怼来自一个头脑不清楚的老人。母亲在旁边笑着说：你以为我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他是个严厉、强硬的男人，年轻时嗜酒，和酒友起过无数次口角；也因为工作的事情和领导硬顶，吃过一些暗亏。在那些贫乏、荒凉的年代里，来自于他的温情同样稀缺，对我们的教育，打骂居多，很少有耐心细细讲道理。在他渐渐衰老的这几年，我们的角色慢慢对调了。我会像训孩子一样训他，他会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要么顶嘴，要么一声不吭。其实他不知道，每次我壮着胆子训他的时候，都在担心，他会突然没了痴呆的毛病，给我来一顿狠的。

他经历过最艰难的日子，一讲起“六零年”，讲起他饿死的父亲和小妹妹就落泪。对那些从未见过的亲人，我很难有和他相同的感触。

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艰难。关于童年，我最清晰的记忆是冬天生不起炉子，我们睡的房子屋顶和墙壁的相交处一圈惨白的霜，每天夜里，总要等母亲上炕焐热了被子，我和兄弟才急急忙忙脱衣服上炕。有一年新抹了炕泥没有干透，我们在呛人的烟雾里入睡，半夜醒来全部浑身发软，起不来，动不了。我们边挣扎，边呕吐，最后是我弟弟挣扎着慢慢爬到门边开了门通风。只差一点点，我们就没有这后来许多年的时光。

这侥幸捡来的许多年时光里，他用生硬粗暴的态度带着我们跌跌撞撞的行走，居然也渐渐过得有模有样。许多年后的一个除夕，我和兄弟对饮，酒酣后谈起过往的艰辛，禁不住潸然。这时候父亲已经戒酒许多年，大约也不能完全理解我们在说些什么，见我们望向他，笑得安宁而满足。

去年秋天同兄弟带他和母亲看胡杨，漫天漫地的金黄里，他斑驳的发色格外萧瑟。推着轮椅下一道缓坡时，我对他说，老爸，我要松手了，咱们试下看轮椅能滑多远。他呵呵地笑出声来说，你不想要你老子了就试。

同样的笑容还有过一次。那时候的他退休不久，晚饭后在一起看电视，他突然长长的叹了口气。问他怎么了，他回答的具体内容我忘了，大意是关于死亡的忧惧。我故意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二三十年以后的事，你瞎担的什么心？他突然就开心起来，呵呵的笑。

许多时候我想，对老年人来，痴呆未尝不是一种福利。三分清醒，七分痴呆，可以忘了对于死亡的大恐惧。这一点上，父亲的痴呆应该是幸运的。

在陪伴他的这些年里，看着他不可挽回地慢慢衰弱、老去，许多时候，甚至会让自己生出一种愤怒的情绪来——因为这一切的发生，我都无能为力，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病房里很温暖，他昏迷着，像睡在一场长长的梦里，呼吸声在氧气面罩里又重又长。松开束缚带，握着他的手，防止他无意识的乱动造成滚针。他的头顶上方许多仪器闪动着蓝的绿的光，生命就这样简单地被那些我看不懂的数据和线条标示出来。

雪下得时断时续，在走出医院买饭的间隙，偶尔抬头望天，总是灰的，那些看不清来路的雪无休无止地落下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在这样的天气里冻住了，好长时间记不起我出来要做什么。

甚至，我想不起那个病床上一刻比一刻衰弱的老人，他为我做过什么，他对我的意义。我似乎只凭着动物的本能，奔波在2018年岁末的大雪之中，心里的那一点点希望，微弱、黯淡，摇摇欲坠。

又过了两天还是三天，他清醒过来的时间越来越短。母亲说，儿子，把你爸接回家吧。眼睛突然就酸了，带着些恳求的意味，我说不回家。她沉默着，不再说起这个话题。然后挨个给亲戚打电话，让他们来医院看看，又交待他们给乡下的老屋打扫卫生、生炉子，还不忘提醒下雪路滑，行走注意——住院时我们没有通知过任何人——这个时候我四十多年的人生阅历似乎全然没有用处，我还是许多年前那个无措的孩子，看着她沉静地安排这一切。心里深处还是觉得，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我终于没有等来那个微弱的希望，到现在我还是记不起那天是几号。撤去了仪器，取掉了乱七八糟的电线和各种原本不属于他身体的东西，父亲显得清爽、安宁。我把脸贴上他的额头，感受他最后的温度。我很奇怪自己没有悲伤。

不庄严，不悲伤，仿佛这只是2018年一个平常的凌晨。

压低声音，叫着父亲的灵魂回家。却又想起我习惯坐在沙发上写点东西，父亲总在我左手边的靠背椅上，在阳光里打盹。醒来的间隙，总会叫着我的名字，说要回家。有时候我会逗着他，问他回哪儿；有时候不理他，直到他发火骂人。有一回我闲得无聊，问他多大了，名字叫啥。他张了半天嘴，说是忘了。

这样的日子应该无休无止继续下去的。好多时候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忘了许多事情的父亲，却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名字。

出殡的那天凌晨，格外寒冷。不知道是守灵的困意，还是迎送吊唁的客人积攒的疲累，脑子里像有许多念头，又仿佛什么都没有。棺木的棱角硌得背上钝疼，我索性坐下来，靠着棺木挪来挪去，总是找不到一个舒服的角度和位置。

毕竟不是怀抱。

我记不起小时候他抱我的情形了，从有记忆起，他很少对我有亲昵的举动。唯有一次，是上初二时，班里一个女同学偷偷给我递纸条，约我第二天在上学的路上见面。偏偏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躺在炕头，摸着我的头发和我聊天，枕着我熨出线条的裤子。我担心裤子被压出折，却又不敢说出来。第二天早上，他把我送到门口的马路上。于是，我就这样错过了我的第一次约会。

陪着他的最后一段路，一路冰雪。突然想起那段青春的、生机勃勃的往事，这是不适宜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起这些，想起他难得一见的柔软，却无意中干涉了我一段青涩的过往。这样的干涉和纠缠充满我们的生命，有时候的单向的，有时候又是互相的，到最终，我们已经分不清彼此了。

在他住院前的那个秋天，我写过一篇关于北山的文章，徒劳地想要叙述出生命里难以言表的荒凉。送他到达北山之后，仍旧是我说不清楚的苍白和荒寒，广大而空阔。砂土落上他棺木的声音那么生硬突兀，就像这个世界的某一块被撕裂了，出现了一种无可替代不能言说的空缺。我终于忍不住背转身体。

朝阳初起，天地荒凉，我泪流满面。

自此之后，我将不再完整。

雪停了，世界还要寒冷很久。